女词人的足迹：从李清照到严蕊

    在宋代诗坛上，涌现出了一些辉耀千古的女词人，像李清照。在纷乱的战火和如潮的难民中，女词人辗转流离，不断南逃。据记载，她曾“从洪州奔台州，又至剡州，走黄岩，奔行在，随朝廷由海道至温州”；“经越州、明州、黄岩、衢州，转向杭州”。从这些记载看来，她到黄岩至少两次，一次到黄岩后由陆路转水路，前往温州：另一次从南逃的线路看来，可能是此行的终点，她到黄岩不久，便听到北面传来的消息，金兵未继续南犯，她在黄城暂住后，绕道浙西衢州并北返。二次南奔，算起来在黄岩当有些时日。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诗人像谢灵运、袁枚等都写下了关于黄岩，甚至吟咏九峰等胜迹的诗篇。但是李易安没有留下关于黄岩的词作，很可能，当时她刚刚从北方南下，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大变迁，余惊未定，也不习惯江南阴雨连绵的潮湿天气，心情苦闷，生活困窘。像她在南奔途中写的《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展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点霖霪。点点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嘈嘈杂杂的夜雨，使她愁上添愁，全无南方诗人“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的怀想。一般说来，在奔波与逃难的动荡中，很难有作诗填词的心境。等奔波结束，生活稍稍安定下来后，对这段生活也有了距离感，才能“寻寻觅觅”，她的愁苦悲凉之中，应当还有台温古驿道的坎坷，有澄江与东海的风涛。
    历史上，来来往往经过黄岩的名人很多，听说近年在黄岩发现了李商隐读书处，李商隐的父亲在浙江做过官，诗人在少年时代到过黄岩也是可能的。这种考证可以增加名人胜迹，但本身有多少史料价值就很难说了。
    值得关注的倒是黄岩女词人严蕊。
    文学史上记载：严蕊，生卒年不详，天台营妓。
    严蕊生活的时代比李清照晚些。当时南宋小朝廷已经安定下来。尽管北方还有强敌压境，偏安一隅的南宋暂时又出现歌舞升平的景象。严蕊的词大多散佚，只留下三首。历史是一只网眼甚大的筛子，经过岁月的簸扬筛选，一些当时传诵一时的名篇，都从网眼中纷纷滑落，化作了尘土。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能忘怀的一页，是很不容易的。我想的，不仅是由于严蕊词作的艺术风格与特色，更是她的不幸遭遇中显现出来的人格情怀。

　　　　　　　　严蕊与谢希孟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很低，作为营妓的女性，就更加低微了。营妓为地方官妓，因聚居乐营教习歌舞而称“营妓”。乐营有些像现在歌舞团，但“演员们”并没有人身自由，她们只是为当官的唱唱“堂会”，为他们迎来送往服务。宋时规定，“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佐酒，然不得私告侍枕席”。可见营妓是卖艺不卖身的，这与日本的艺妓有些相似。
    词的兴起与音乐的发展，特别是和乐府有密切的关系。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到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这里所说的“曲子”，是指隋唐时期流行的西域音乐——燕乐，即宴乐。和中国原有婉委的清乐有不同，燕乐的风格刚健热烈，体现了西北民族强悍奔放的性格特色。看来，当时达官贵人的宴会上也常常刮“西北风”。一些曲调旋律相似，但歌词却迥然不同。曲子词主要是用来配合音乐的，先有曲再有词，所以词的创作亦叫填词。
    严蕊姓周，字幼芳，严蕊是她的艺名。她年幼沦为艺妓，可见家境十分困难。《黄岩县志》记载，她在台州时，其母亲仍住在黄岩。严蕊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全才。她从音乐切人，在诗词上“开花结果”。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她“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严蕊多才多艺，不像那些文人，只是偶尔作一些诗词。她善于填词，与她有音乐舞蹈的天赋，精于曲调有关。严蕊“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文人墨客，甚至士大夫都趋之若鹜。
    明代凌蒙初的小说《二刻拍案惊奇》，根据史料与笔记，对严蕊的这段生活进行了描述。凌蒙初是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晚年曾任徐州通判。他创作的态度总体上说还是严谨的，当时话本小说中的故事，与现在“纯属虚构”的小说有定义上的不同，都“有根有据”的，其根据一是史书和野史，二是民间艺人整理撰写的话本，这样才能产生“警世”“喻世”的效果。凌蒙初整理、改编和创作的“二刻”代表了明代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说：时逢七夕，府中开宴，台州知府唐仲友有一个朋友谢元卿也在席上。他对唐仲友道：“久闻此子长于词赋，可当面一试否?”仲友道：“既有佳客，宜赋新词。此子颇能，正可请教。”元卿道：“就把七夕为题，以小生之姓为题，求赋一词。小生当饮三大瓯。”严蕊领命，即口吟一词，调寄《鹊桥仙》：
    “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她作为失去人身自由的营伎，她在这首词作中，描绘了当时的生活场景，感叹人生的不平。严蕊的《鹊桥仙》及这一故事收入在宋人笔记名著《齐东野语》卷二十中。  《齐东野语》的作者周密，本济南人，流寓吴兴，曾为临安府幕属、义乌县令等，是宋末著名词人，这部书是他的经意之作。他生活的时代比严蕊只晚几十年。他在记叙严蕊生平时，曾到过台州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他说，《夷坚志》对这一段故事也有记载但不够详细，而他“盖得知天台故家云”，即这些故事都是严蕊的家人告诉的，这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所记载的宋代史料，“足以补史传之缺”。
    严蕊也是一位艺人，她没有出过词集，一些作品所以能传世，说明她的词作当时已经流传开来。因为是小说，可能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但不管怎样，小说编的故事能自圆其说。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位与严蕊有过密切交往的谢元卿。这位同样有文才的“豪爽之士”的原型，很可能是曾隐居黄岩灵石的谢及之孙谢希孟。
    谢仅原籍河南上蔡，南宋绍兴间曾任太常少卿，这是个司祭礼乐之官。其父亲谢克家曾任参政知事，这个职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他当年积极参与主战派弹劾秦桧的卖国投降计策。秦桧得势后，诛锄异己，谢氏父子隐居黄岩灵石寺。谢希孟年轻时即“文名蔚起”，人称“逸气如太阿之出匣”。他因仕途多舛，沉缅于秦楼楚馆。谢希孟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进士，时年28岁。严蕊1182年受迫害入狱。如果她与谢希孟有交往，当在1184年谢中进士之前。
    据记载，谢希孟后与浙东学派的陈亮、叶适为友。台州知府唐仲友也是反对朱熹理学的永嘉学派，且与陈亮有密切的往来。他们意气相投，是同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唐仲友把严蕊介绍给谢希孟是完全可能的。严蕊在台州才名远播，既然有千里之外来的登门者，而黄岩与临海又不太远。谢希孟年轻时与严蕊交往，亦在情理之中。
    谢希孟很有些叛逆精神。理学大师陆九渊曾责备谢在临安为妓女建鸳鸯楼，有愧于理学。谢即口咏《鸳鸯楼记》：“自逊抗机云之后，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用三国时陆逊等四个陆氏的祖先，来贬低陆氏的理学象山学派。他公然宣扬“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的论点，对明清文学中杜十娘、杜丽娘、沈琼枝的形象塑造，以及对《红楼梦》的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谢希孟辞官归家时某妓曾追至江边，饮泣含泪。谢取下头巾书《卜算子》—首：“双浆浪花平，两岸青山锁。你自归家我自归，说着如何过。我断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将你从前与我心，付与他人可!”看来，他还有不少红粉知己，谢希孟也与严蕊一样，“不是爱风尘”，出入秦楼楚馆，不是意志的消沉与堕落，他活得还是很潇洒的。谢希孟辞官归家后，也隐居在灵石，晚年整理了祖父谢汲的《药寮丛稿》20卷。

　　　　　　　　别是东风情味

    宋代是科举盛行的年代，当官的也多是些文人。当时台州的知府是唐仲友，一日宴饮时上一盆“红白桃花”——即一株树开两种颜色的红白桃，令严蕊赋词，这颇有“智力测验’’的性质。严蕊略一思索，即成一首舶口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这首词写得活泼洒脱而又质朴自然，又很有意韵和情趣。人虽陷风尘，又有潇散出尘之姿，自然如神之笔。头两句一问一答，梨花杏花，落英缤纷。北宋邵雍有《二色桃》一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国倾城艳不同。疑是蕊珠双姐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这首诗显然很华丽浓艳。严蕊的词同样写到了东风，是春风的吹拂，催开了桃树与众不同的色彩，使之别有情调与风味。严蕊的词作，绝无俗艳的铅华与脂粉气。继之而用叠句“曾记，曾记”，并以“人在武陵微醉’’结束全篇。武陵，是晋代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美好境界。可见严蕊确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熟读诗书，对“桃花源’’式的生活是十分向往的。词作联想丰富，构思新奇，引经据典，顺手拈来，耐人寻味。有些专家还认为严蕊咏花也咏自身的人品，形象说明身陷风尘而身自高洁的品质。我想怎么理解都可以，即使有自喻，也是一种艺术气质、文学趣味决定的自然流露。
    据记载，当时台州知府唐仲友看了她填的红白桃花《如梦令》，击节赞叹，当场赏严蕊细绢两匹，并让严蕊、王惠等四人落籍，允许严蕊回黄岩与母亲居住。士大夫与名妓饮酒填词，本来是风雅浪漫的事情，当时也很普遍。“文件”虽有种种规定，但知府与官伎之间并无越轨行为。何况在腐败的南宋，皇亲国戚、高官显贵的生活，花天酒地，奢侈糜烂的现象比比皆是，用不眷大惊小怪。我想即使有什么“违纪”行为，当时也算不了什么。奸相贾土道不是曾带着成群的妻妾游西湖，因一位小妾称赞了对面游艇上青年人手臂长得好，第二天贾士道即送上两只剁下来的手么?
    也许恰恰是因为唐仲友对人才的爱惜，对一名官妓人格的尊重，才引起非议，使一些人感到不可理解，进而用阴暗的心理猜度他们之间有什么私情。

　　　　　　　　唐知府的“绯闻”和学派之争

    南宋时期，浙江兴起了两个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亮，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薛季宣和叶适。他们不满当时朱熹等理学家空谈什么“道德性命”，空谈什么“理义”，而主张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出发，讲究“实事实功”，他们强调功利，这两个学派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又有人把这两个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
    和陈亮一样，叶适也是主张积极抗金、反对妥协投降的主战派和实干家。叶适和阵亮都多次遭到南宋朝的打击和迫害。这两个学派的兴起，给思想哲学界带来一般清新之风，《中国通史》评价说：浙东学派的“哲学思想和事功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芒”。叶适与黄岩郏家巷某姓兄弟交谊甚笃，曾在此居住过一些时日。黄岩北门浮桥是叶适致仕后创建，叶适还写了篇浮桥记。鉴湖有叶适庙等纪念地。
    唐仲友与叶适、陈亮都有密切的交往。
    在陈亮保留下来的词作中，有一首《贺新郎》，题下的小记中说：“与刘元实、唐与正陪叶丞相饮。”“与正”是唐仲友的字。这首词写道：  “修竹更深处。映帘栊、清阴障目，坐来无暑。水激泠泠如何许。跳碎危栏玉树。都不系、人间朝暮。东阁少年今老矣，况樽中有酒嫌推去。犹著我名流语。大家绿野陪客与。算等闲、过了薰风，又还商素。手弄柔条人健否，犹忆当时雅趣。恩未报、恐成辜负。举目山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虏。歌未罢，谁来舞。”    。
    朱熹是宋代著名的学者，他与陈亮、叶适生活在同一时代。
    朱熹先生经历了三个皇帝，他始终是个招惹是非的人。如他起初也主张抗金，在南宋同金签订屈辱的“隆兴和议’’之后，他便站到了主和派一边，以致后来韩惋胄定议伐金时，把朱熹的理学当作“伪学”禁了。
    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者，朱熹先生两次来台州和黄岩。
    他在黄岩樊川书院讲学，开黄岩一代教育之风，颇有功绩。他为什么选中黄岩这个地方?我想有多种原因。当时，朱熹的理学与永嘉学派在学术上斗争激烈。黄岩与永嘉毗邻，永嘉学派主张积极抗金，重视实际，比朱熹的理学易懂，在台州、黄岩都有永嘉学派的名人。朱熹选中黄岩这个地方建书院，作为他的讲坛，是不是还有别的考虑?　  朱熹第二次到台州，时间大约在淳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当时他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据《黄岩县志》记载，就是在这年上半年，唐仲友为严蕊落籍回黄岩的。
    史载，唐仲友被同官高文虎所谮，朱熹到台州后，告唐仲友者纷至沓来，其中就有人告唐仲友为严蕊落籍一事。很显然，这是有人策动的。《二刻拍案惊奇》十二卷根据史料和笔记对此事进行了铺陈：唐仲友也是个有才华的人，曾与友人议论过朱熹，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刻薄的讥讽，朱熹已有所闻。他到台州时，唐仲友又不去迎迓，对他老大不敬，这使朱夫子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一手制造了严蕊这一大冤案。《拍案惊奇》是一部小说，不能当作历史来读。但唐仲友对朱熹不那么尊重，从他的思想观点和性格来看，是可能的。毕竟，明代离南宋时间不太久远，同时也有点距离。因为有了距离感，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反思也可能更客观一些。
    朱熹连续六次上疏，弹劾唐仲友。
    朱熹对唐弹劾的动机值得怀疑，是不是有“党同伐异”的因素?学术上的分歧一上到政治高度，就变得可怕起来。他以“催税紧急，户口流移”等多种罪名六次弹劾唐仲友。罗列这么多罪名，足够置一个州官于死地的。浙东由于连续多年的大旱，人口大量外流，社会极不安定，宋时主要沿袭前朝征收成丁男子的“丁身钱”，即人头税。人口外流，既有灾情严重原因，也有税赋重的因素。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要对抗北方的强敌，加上政权的腐败，百姓的负担自然沉重，这本来构不成什么大的罪名。
    他弹劾中的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与严蕊的风化之罪。
    为了搞到“真凭实据”，他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作为一个满腹经伦、道貌岸然的学者，对一个弱女子大动干戈，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是对同僚狠狠踹一脚；二是大加挞伐，甚至不惜用酷刑，严惩妇女异端行为，体现他道学的尊严。当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刚刚获得人身的自由，又要与母亲生离死别，在漫天风雪中走向屈辱与苦难，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悲哀。
    严蕊先在台州关押了一个多月，备受折磨，但没有一句说到唐仲友。后又把她“移籍”两浙东路治所绍兴，绍兴知府秉承朱熹的旨意，对严蕊大搞逼供讯，打得她死去活来。狱吏还对她进行了诱供，说：“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严蕊身陷囹圄，坚强不屈，正气凛然，她说：  “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致死。然是非正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又再受酷刑，“几至于死，终不肯招”。此事朝野议论纷纷，并震动了孝宗。

　　　　　　　　严蕊的人格情怀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宋孝宗当政时，锐意收复中原，反对苟且偷安，对空谈性理亦不感兴趣。朱熹六次上疏弹劾唐仲友，唐仲友上章申辩。据《四朝闻见录》记载，宰相王淮对孝宗说：“朱，程学；唐，苏学。”指出了这个所谓政治问题、腐败问题的实质是学术问题。孝宗领悟而笑，不治唐氏之罪，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把朱熹和唐仲友都调离。
    道学家朱熹改官后，岳霖任提刑点狱公事，当时严蕊还押在狱中，但浑身伤病，他“怜其病悴”，有意释放无罪的严蕊，令严作词自陈。严蕊不加思索，即作《卜算子》一首：“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严蕊在这首词里，首先申说身落风尘，实非己愿，乃是无法抗争的命运带来的结果。一个弱女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东君”你还是掌握着我命运，‘花落自有花开之时。下片接着写自己的去留：以色事人，毕竟有老去之时，但我还是希望能早日脱离苦海，还其自由之身。她在盼望与想像中走出了悲情，颇有“芳草天涯”的意境。如果能回返大自然之中，那你就不要问我走向何方，有什么比自由更宝贵的呢。这首词反映了严蕊的柔肠侠胆，和清纯高尚的人格，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与质感。
    岳霖是岳飞的三子，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官员，他当即判令严蕊出狱。
    关于这首词，朱熹在《朱文公全集》十九卷中说，是高宣教所写，还注明：  “宣教，不知其名。唐仲友之戚，淳熙间人。”朱熹记载的所谓高宣教的词只有这么几句：  “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居处。”我认为，朱熹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其一，“高宣教”不知其名，而且记下来的词作也只有半首，可见他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其二，“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词意中透出了迷茫失落，与下面两句的意思并不连贯，同时，词中所表达的与高宣教的身分也不符，宣教为何要把“山花插满头”?
    查遍《全宋词》，所谓“高宣教”的词只有朱熹记录下来的这半首，可见“高宣教”并不是什么词人。所以历代上所有宋词研究专家，都不采用朱熹的说法，而且都对严蕊抱有极大的同情。在朱熹看来，一个官妓根本就不可能写出这么首好词。只有一种可能，朱熹有意把严蕊的作品加到唐仲友亲戚的上面，这样既贬低严蕊，又诬陷了唐知府。这恰恰既暴露了道学家的对底层妇女的歧视、偏见及其阴暗心理，正是道学家的悲哀。
    据记载，岳霖判严蕊从良，严蕊回黄岩后被赵宗室纳为妾。不知是否为黄岩的赵氏。既然记载她落籍，又未说她“生活在别处”，我想严蕊终老故里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严蕊在词作中都说“莫问奴归处”，把作为一个普通的、自由的妇女的生活当作人生最大的追求，那么除非有新的资料发现，作进一步的考证也就没有必要了。后来，据严蕊的这一段经历，有人编写了戏剧《莫问奴归处》，曾轰动一时，久演不衰。
    还有值得深思的，朱熹在学术上是个大师级的人物，处事也很精细，他在自己著作中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记录。可为什么人家写小说，编戏剧时不采用他文过饰非的记录，而宁愿用其他史料和野史呢?这可能应验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
    一段段历史，一桩桩故事，岁月蹉跎，风流云散。严蕊和他们的故事像彗星一样划过，映亮人们的眼瞳，转瞬消失在深邃的远方。生命的烛光已经熄灭，但八百多年前一个平凡女性创造的艺术则进入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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