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之青史的不公

    元末，浙江沿海地区多灾多难，烽烟四起，英雄辈出。
    洋屿人方国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盐民，他又是最早起兵反元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可以说，1348年是方国珍在黄岩打响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枪”——他比刘福通的颍州红巾军起义早三年，比张土诚在江苏泰州起义早五年。而当时朱元璋还在皇觉寺做和尚，四年后才走出庙门，加入郭子兴领导的北方红巾军。
    方国珍活跃在东南沿海达二十年之久，在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大舞台上，他和许多黄岩人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悲壮历程，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但对方国珍，当代史学家的评价并不高。这是遗之青史的不公。
    我手头就有一本《元史》，是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邱树森编的。书中下了这样的断语：  “元末农民起义中，除了主力军红巾军外，还有一些既不信白莲教，也不以红巾为号的起义队伍。他们之中以张士诚、方国珍两支队伍规模最大、力量最强。但是他们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的表现都不好。”
    当我在故乡青葱的田野上走过，迥望泛着银光的宁静的河汊，遥想着儿百年前揭竿而起的褴褛众生。民族的记忆是不该湮灭的——况且还是写进历史编年的大事。方国珍们微渺的脚印，也不会转瞬即逝。晚风从林中吹过，飒飒作响，梳理着我理性的思绪。中国古代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这就像一棵长成的大树，已无需浇水培土。在不同时期，园艺家们总是按自己的观念与想像，对这棵“树”进行不断的“修剪”“整形”。经过反复修理之后，往往使其原貌都有了改变——有的变成盆景，有的枝干被无情地扭曲，也更适合流行的政治“审美”。特别是把“史论”写进教科书后，进行“定型”，流弊更大。而历史人物又无法站出来申辩。不仅仅方国珍被画上了脸谱。误解?扭曲?以偏盖全，史学因此在当代一再迷失。在繁琐的学院堆积，在教条的无形桎梏中，思想真正冲出牢笼是不容易的。
    用现在的观点，“既不信白莲教，也不以红巾为号”，说明是方国珍的起义军是“无神论”者，就是在几百年前也不是个好坏的标准——当然，为了反对朝廷，夺皇帝的宝座，总要闹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蛊惑人心或发动群众，说明“造反有理”。方国珍确定没搞这一套，这一方面他有些像《水浒》中的英雄，来来往往，出没波涛，是江湖上的豪杰。我很疑惑，历史学家给他下政治鉴定式的“表现不好”的依据是什么?
    我在故乡，并未听说过方国珍起事后有什么劣迹，如杀人如麻、抢劫越货，或者摇身一变，当了官后大肆搜括民财之类。旧志上倒有记载，方国珍主事浙东三府时严刑法、修水利、兴办学校，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体逃脱不了三种结局：一是招安：二是失败，被朝廷镇压或在起义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中败亡；三是“成者为王”，或暂时为王，建立新的王朝。方国珍走的是极少有人走过的第四条道路，在风云变色、群雄并起、刀光铁血的乱世，他采取了一种“边缘政策”——他率领的起义军主要由水师组成，活动范围也限于在东南沿海，从地域上看也处于边缘，在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夹缝中，以退为进——造反和招降，妥协和战争，都只是手段与策略，诡计多端和足智多谋的区分并非只从定义开始。“保境安民”，等待“明主”，以求生存，这是方国珍的思想实质。方国珍颇有自知之明，从未被胜利冲昏头脑，是极少数从底层中崛起，而又没有头脑发热膨胀的农民领袖。
    因此，他“得以善终”的结局，也比同时代几乎所有农民起义领袖都好。韩山童刚发动起义便被捕牺牲；小明王韩林儿与刘福通兵败后被朱元璋派去的人在“迎回’’的途中沉人江底；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称帝后被部下陈友谅杀害；张士诚起义后自封吴王，迅速腐化变质，最后被朱元璋消灭；陈友定结集义兵，镇压起义民众起家，忠于元廷始终如一，最后为元朝“殉葬”。方国珍在同时代人中，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第四条道路”的研究，对于“保境安民”思想的研究，除了阶级斗争以外，我开始触摸到了中国农民压迫反抗的底蕴——对那怕是对暂时的安定和生存的追求。如何评价一个农民起义军，评价一个农民起义领袖?  “反到底”就是“英雄”?这是一个大的命题。对于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也应当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但更应有史实和正义的支持，重要的是要有判断力和正义。
    中国的农民起义，为什么总是重复悲剧，包括他们领袖人物？

　　　　　　　　需要走出的误区

    区分其实是从定义和概念开始的——不管这个定义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偏颇，五六十年代走出校门的史学家不可能受到“异端”的教育，当时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思考。当今天我们面对岁月凝结成的沉默着的山，提笔“编写”史书时，为什么不去追求一种坚如磐石、不为撼动古代的真实?追求动乱年代中底层民众希冀的更为本质的东西?
    翻一翻最近出版的《中国小通史·元朝》，发现专家给方国珍下“表现鉴定”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方国珍是被“逼上梁山”的，大概意思说他不是个自觉的“革命者”，“方国珍谋反是出于无奈，他并没有真心实意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意识”——在这里，历史学家悭吝到连“起义”这个词都不给，而用了站在“元朝封建统治者”一边的“谋反”二字；二是说方国珍曾多次受了元朝的“招安”，“反复无常，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方国珍一直玩弄两面派手法，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三是当时北方大旱，方国珍曾为元朝海运漕粮，在历史学家看来，无疑又为元朝的灭亡“输血”。邱树森是研究元史的权威，又是《新中国通史》的主编之一，所以他这种对方国珍否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写黄岩的历史，就像不能不写杜范一样，也避不开方国珍。历史学家尽可以在书斋中圈点，文学家尽可以塑造出高大全式的农民起义英雄，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方国珍们，曾经一贫如洗，曾经穷窘苟活，曾经生若虫蚁他们是在不尽的饥荒、迫害中流离逃亡，是在绝路上揭竿而起的——这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开始，从陈胜吴广举起义旗开始，一次又一次重复过的，虽然有人叹息中国的民族先天缺血少钙，但是方国珍们天性就不是奴隶，这就是鲁迅激赏的“台州人的硬气”。
    元末农民大起义前，黄岩人李大翁和蔡乱头都曾发动反元起义——可惜关于蔡乱头等没有留下多少记载，只说他们都出没海上。可见当时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元朝的地方统治机器还比较强大，对蔡乱头等进行反复追剿。感谢故乡的几位作者为方国珍立传，写下长篇历史小说《方国珍》。这部写得不错的书，之所以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也与历史学家们对方国珍不适当的“描画”有关——把他打入了中国起义中的“另册”。虽然讴歌，但似乎不那么理直气壮，无人喝彩是很自然的——这就更显出政治上“平反”的重要。另外，这部书把蔡乱头写成一个路桥街的地痞流氓，一个流窜海上的土匪头目，我不知道有没有依据。黄岩土话“乱头”是有些乱搞的意思，大约这支起义军远未走上正轨。暴政横加，社会动荡，官也罢，匪也罢，当时黄岩一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认为，方国珍起义的动因绝不是个人的恩怨。至正八年 (公元1348年)，一个姓陈的佃主诬告方国珍与蔡乱头勾通，在官府的追捕下，方国珍与其兄弟朋友，逼举义旗。邱树森的《元朝》把姓陈的佃主，写成“方国珍有个姓陈的冤家”——这种说法貌似公正，其实很暖昧，使人想起了“动机不纯”：
    同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张士诚的出身与方国珍极为相似，以运盐和贩卖私盐为业。  《中国小通史·元朝》中说士诚“平时常受富户和官吏欺凌，尤其是把守关隘的弓兵丘义，常对张士诚敲诈勒索和侮辱，士诚等怀恨在心。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在当地贫苦盐民支持下发动起义”。郭子兴是定远的富豪，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说他“出身低微，没有靠山，常受官府的气，平时结交江湖好汉，很有点名气”，溢美之词不少。
    方国珍出身佃农，贩私盐为主，这是最苦、最危险的营生，经年累月的浪迹江湖，出身更加低微。他们不仅要受官府的敲诈勒索，而且要富户的欺凌，盐兵的堵截。这些，在史学家的笔下都没有了，我似乎触摸到了那种隐秘的悭吝的内核。
    客观的一般性的历史学几乎不存在，因而它们在某一天被刷新被淘汰的危险也就永远存在——这不管你是不是权威或名人。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对同一时期人物的评价需要用同一标准。尽管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现象复杂纷繁，但我们只能选择正义与真理。
    我很赞赏《水浒》的作者，无论是百万禁军的教头，官府中的刀笔小吏，还是和尚小偷地痞流氓，只要他们一走上造反的道路，在作者的笔下都是极有性格极有光彩的人物。

　　　　　　　　“守望东南”的战略

    翻一部中国古代史，农民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称王称帝。在元末各路“英雄豪杰”中也是如此。“鸟位”可恨也可爱。
    1351年八月，徐寿辉发动南方红巾军起义，两个月后攻占了湖北浠水，即在此建立国号天完的政权，徐寿辉称帝。后来陈友谅谋杀徐寿辉后，建立汉国，仍自称皇帝，登上宝座、
    1354年正月，张土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占领苏杭后，又称吴王，在苏州大兴土木，营造宫殿、
    1355年初，刘福通推韩林儿在安徽亳州称帝，国号为宋、
    1358年，明玉珍人四川后，一占领重庆，就自称“陇蜀王”，1363年，正式在成都建立“夏国”称帝。疆域不大，也挺阔绰。
    1353年，郭子兴带一万多人进占滁州城后，也自称为王。
    1364年，投奔郭子兴部起家的朱元璋建国，即位称吴王。
    起义最早的方国珍先后数次大败元兵，在大闾洋全歼江浙行省水师，在陆上消灭浙东道都元帅泰不华元兵……在群雄纷争，天下大乱的时代，方国珍尽管打出了一片天地，治理着东南沿海宁波、台州、温州三州，势力甚至达到了绍兴和杭州，并进入了吴中之地，但他犹如独立的大树，始终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称王称帝。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现象。
    据黄岩县志载，谋士张子善曾向方国珍献计，进取中原。而方国珍意在保境安民，说：  “朝廷虽无道，犹可延日月；豪杰虽并起，智均力敌，然且莫适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这是让入耳目一新的声音。他采纳刘仁本建议，招贤纳土，兴浙东三府儒学、水利、严刑法，民安居乐业。
    人生的成功不仅仅是机遇，也是对机遇的看法和把握。方国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农民起义领袖，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不能说一个起义领袖不想做皇帝，不想夺取“鸟位”便“胸无大志”，“没有真心实意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意识”。
    方国珍这种清醒是从实际出发的。
     浙江偏于东南一隅，黄岩更是近海，高山丘陵大海，军事迥旋的余地小，得天下者得中原，方国珍起义军的主力是水师和战船，而不是在大平原上惯能征战的步兵和骑兵，这就使他离开浙江，远征中原角逐变得困难。而且，当时江苏、安徽、山东已形成几支农民起义，及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的元朝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南有福建的陈友定，要突出东南一隅，困难重重，十分不易。方国珍采取“守望东南”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有传说说方国珍在黄岩西门外上兆村造过地坛，现在那里的小地名仍叫地坛里，在小南门外天皇寺东侧造天坛，后平毁不彻底，尚有斜坡遗址，这些都有待考证。即使有天坛地坛，实际上也用作祭祀。至于说方在黄岩城南造过御花园的传说，则不可信。未登宝座，没有王宫，何来御花园?方国珍后期主要坐镇宁波而不在黄岩。
    方国珍的“保境安民”思想，与他接受刘仁本的建议分不开的。
    刘仁本字德元，号羽庭，黄岩羽山人，是方的同乡。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也给他加了一个很现代的定语：“地主阶级的政客”。至正十四年，方国珍统辖台温，刘仁本应聘为幕僚，辅助方国珍创立基业。我无法猜测，这位才高学富的进士，怎样一步步走进方国珍的阵营。刘仁本曾受命在庆元、．定海、奉化兴儒学，修上虞石塘，建路桥石桥，办黄岩文献书院，修杜范词，名重一时。方国珍海运漕粮时，刘仁本任枢密院副使，负责海运，连续三年出没风涛。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部攻占温州，刘仁本被捕后被押往南京。这位当过和尚作过盗贼的暴发户式的皇帝，对士人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感和仇恨，何况刘仁本还是方国珍的智囊，他自然更不会放过。次年三月，刘仁本遭受朱元璋的酷刑，被鞭背溃烂而死。刘著有《海道漕运记》一卷、《羽庭诗集》四卷、《羽庭文集》六卷，他的学问人生，竟在烽火的年月里，浓烈得让人心醉。清中叶戚学标的《论刘仁本》评曰：  “元、台、温数百万生灵，不致尽困于方氏水火者，亦仁本之有以潜消而默化”，可见他对当时人民和社会的安定是有功的。晚清王菜在《台学统》中评刘仁本曰：  “戎马倥偬之时，独能笃志儒修，振兴文教……其文采风流亦足辉千古矣。”

　　　　　　　　方国珍与元朝

    为史学家们“不齿”的是方国珍几次招安的问题。
    《元朝》一书中，作者用轻蔑的笔调写道：“既然被‘逼上梁山’，方国珍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元朝派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前去镇压。反做了方国珍的俘虏。方国珍有了这张王牌，就向元朝伸手要官，元朝也怕方国珍造反，阻碍了海运，就给了方国珍庆元定海尉的官职。方国珍回到自己的家乡黄岩，继续招兵买马，势力越来越大。”“手里有了军队，方国珍一次又一次要挟元朝，要政府给他加官进爵，双方讨价还价，关系反复无常。”
    “伸手要官”这几个字听起来很现代，“要政府给他加官进爵”——刀笔一划，又把方国珍划到了元朝一边，而作者又分明站在“政府”这一边。我不想用中国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智慧，去证明短浅的偏狭和点滴的蠢笨。浑黄的海水与染血的黑土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读懂的。
    自从“文革”，特别是批《水浒》后，“招安”这两个字便不大好听，使人把它和“叛徒”、“变节”之类联系起来——毛泽东“好就好在投降”的断语，无疑至今仍在发生影响。方国珍受招安这是绕不开的事实，大抵有这么几次：
    一是元至正八年，即1348年起义后，元廷命浙江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舟师捕之，兵败，朵儿只班被方国珍所执，方逼迫朵儿只班为其请朝廷下招降之招，元顺帝无奈，授国珍庆元定海尉。定海县在舟山群岛上，县尉是个主掌发众便民的小官。方国珍没有去上任，仍回到故里招兵买马，不受朝廷节制。
    二是至正十年方国珍再次起义后，元宣慰司命元帅扈海率万户孙昭毅等前去镇压，扈海兵败小澳，并被方国珍活捉，同年，方国珍攻人温州，登陆海门，官兵望风溃逃。次年元廷命勃罗铁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驻在庆元，即今天的宁波，指挥讨伐方国珍，开始是互有胜负，但在决定性的大闾洋海战中，方国珍夜袭，大败元军，活捉了勃罗铁木儿。勃罗铁木儿为了保命，又上书朝廷，为方国珍求情，大司农达识铁木等至黄岩招谕，授方国珍为“巡防千户所”。大致相当于营团级干部。这是驻各县的武官，分属诸路万户所，即归各军分区管辖。元朝还设有达鲁花赤这一官职，即为掌印的，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掌握实权。千户、万户、知府、县尹之类，都为达鲁花赤的副职。
    第三次是至正十二年，即公元1352年，北方红巾军起义后，元廷命江浙行省招募舟船水兵北上，去守长江，方国珍不愿离开家乡，怕遭暗算，三十六计走为上，又率舟人海反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率元兵前去镇压，方国珍突人海门，沿澄江进人马鞍山，泰不华兵败战死。此后方国珍进军黄岩，激战临海，突袭温州，战船增加到2000余艘。是招降还是继续出兵镇压，在朝廷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中书右丞脱脱主张征讨，江浙行省都事刘基亦主“捕而斩之”。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方国珍一看形势严峻，便想起了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从海上派人驾船至京师，通过行贿元廷中书省和院、台大小官员，批准了江浙行省铁里铁木儿等招谕方国珍之议。方国珍授宫徽州路治中，方国璋广德路治中、方国珍信州路治中。治中是主掌文书案卷一类的官，唐代称司马，历代任这个官职的多为文人——元朝的用意自然很清楚。方国珍要的只是朝廷官员的名分，躲过兵祸而不是真正去做元朝的什么官。所以当铁里铁木儿要方国珍遣散部队，交出船只时，方国珍自然不从，又率1300多艘船反人海中。铁里铁木儿也因此被弹劾丢官。
    随着方国珍起义军力量的壮大，前去围剿元帅也忒迷失等无一不成了方国珍的手下败将，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俘虏。元廷这时虽不情愿，也只有采取招安一种办法了——一个末代王朝的阴影就在无可奈何中弥漫开来。方国珍攻占台州、温州、庆元(宁波)，曾北至太仓刘家港。朝廷任命方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至正十七年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兼海道运粮万户。此后，他一直事实上据有浙东三府，直到十多年后朱元璋派出劲旅挥师浙东，黄岩被陷，温州失守，方国珍的主力部队在曹娥江被击溃。
    我要说的只是两点：方国珍受“招安”不像宋江，一当上朝廷的命官就拱手交出过军队，弟兄们就作鸟兽散，起义军就从此纷崩离折。方国珍招安使浙东这块土地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他也未真正当过元朝的什么大官，讨过朝廷的什么便宜。如他曾授“授徽州路治中，未赴，仍据海道”，“廷封他为太尉、江浙省左丞相”后，他没有去杭州做官，仍守浙东，实践着他“保境安民”的理想。
    据明万历年间进士，曾任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陈邦瞻编篡的《元史纪事本末》记载：元朝政府从未相信方国珍真正投降。当被方国珍活捉的江浙参政知事朵儿只班向朝廷送上招降方国珍的表状时，枢密参议归畅说“将领在战场上失利，固然有罪，但他所带领的都是北方的步兵与骑兵，不熟悉水战，是把他们赶到送死之地。应该招募海滨熟水性的居民，让他们来擒拿方国珍。现在方国珍派人来请求投降，决不能听信。方国珍已经打败了我朝王师，又拘留了我朝大臣，因为势力穷困才来请降，绝不是真心投降。一定要讨伐他以号令四方。”
    这位密枢参议的分析无疑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与南宋末年不同，当时元朝已入主中原几十年，虽然民族与阶级矛盾时起时伏，但元朝已取得“正统”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即使受招安，讨个名义上的官做，也没有“民族气节’’等问题。“文武之道，一弛一张”，方国珍采取招安的办法，与朝廷虚与蛇委，积蓄力量，也有利于东南沿海的安定。同时，方国珍对元朝政府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保持高度的警惕，他虽几次受“招安”，但从未亲自到过京城，上过朝廷。    ’

　　　　　　　　历史发展的标准和人民的标准

    理想的旗帜已经被污水所染。思路是研究历史的道路问题。其实，我们的史学界，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专家在研究中，一直未能摆脱这种思想的桎梏。即使用极端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方国珍也是不该被否定的。
    农民起义，是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的大爆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农民起义进人一定阶段，即夺取了政权——地方政权和全国政权后，从量变到质变，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了。起义成为政权的更迭的推进器或者说改朝换代。由于姚雪垠先生太钟爱笔下的李白成，迟迟不肯承认李白成在进入西安后实际上已成为大顺朝皇帝的事实，还把他写成一个农民起义的高大全式的英雄，这成了长篇小说《李自成》令人遗憾的不足——李自成们变质和失败，难道仅仅是进入北京城后开始的?
    我想对一定阶段农民起义军或起义军建立的地方政权的衡量，只有两个标准：有否有利或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建立的政权是否为老百姓办好事，有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标准和人民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看，方国珍都是值得肯定的。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带有破坏性和建设性。“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农民的短视，起义领袖对称王称霸的热衷，都变成了值得讴歌的革命精神。爆发起义，攻占几座城池后，便匆匆。拉把交椅，登上王位，不幸，最后多数因失败成为流寇。农民起义，一方面极大地撼动、以致最后摧毁一个王朝的封建统治，同时，由于被压迫者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在起义过程中也对社会和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称赞的刘福通建立的宋政权三路北伐，其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率领。《二十四史纲鉴》记载，这路宋军攻破山西辽州后，曾“在塞外各郡县大肆掠夺”，烽火千里。宋军出大同，攻占兀上都后，又把元上都所有建筑付之一炬。邱树森在《元朝》一书中，称宋军“占领上部，焚宫殿，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兀上都是当时国际上著名的大都市，这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都有记载。“军常无留行”的关先生、破头潘在上都仅停了七天，进行了流寇式的洗劫，高岱《宋事始末》记载：  “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兴和、中都诸郡，军声大震。乃还兵东至高丽界，焚上都宫殿，攻陷辽阳”，“上都宫阙尽废”。可是一些史学家光从“政治”上着眼，全然没有意识到上都的艺术珍品和华丽的建筑物遭到焚毁，这也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极大破坏。在至今所能看到的所有史籍中，都没有发现方国珍像同时代的关先生这样烧杀劫掠，或像汉王陈友谅、吴王张士诚及张士信暴发户式的迅速敛聚财富、腐化坠落的记载。方国珍的哥哥方国璋，曾授仙居县丞，  “清除陈年积案，民悦吏服”。

　　　　　　　　为“海远漕粮”正名

    自六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漕运东南粮米供给京师，汉唐时就已开始。由于中原战乱，江浙地区便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元朝建立以后，大都所需的粮食，主要仰赖于江南地区供给。元代南粮北运，主要是通过运河漕运和海运，再辅之以陆路运输。史载自从会通河开通以后，后来又用郭守正的建议开凿通惠河，南北大运河全线开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流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每年通过运河运米到京师的多达五百多万石。
    近海航运虽然不始于元代，但从忽必烈定都大都后不久，即开始通过海道漕运粮食，以解决北方粮食不足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元政府的一个创造。海上漕运粮食的航线先后有三条，起初是沿长江，进入淮河，再通过黄河人渤海，沿着海岸北上人京畿。后来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发出，沿长江出海，绕道山东半岛，经烟台、蓬莱人渤海的航线的开通，如果信风正常的活，从浙东不过十多天便可到达京师。虽然海运由于风浪的颠簸，每年多有船只沉没，但省了河运民工牵纤挽船的劳苦，节省运费，算起来还是比河运要便捷得多。元代，设置了京畿、江淮两个都漕运司，在漕运司下又设分漕运司，以督责漕运事务。1287年，设立行泉府司，专门负责海上漕运。在平常情况下，每年海运粮食从元初的几十万石，增加到二三百万石：
    元末，黄河溃决，运河堵塞。红巾军爆发起义的直接动因，也与强征民工“治河”有关。大起义爆发后，江淮地区陷入战乱，出现了各支农民起义军和元朝军阀割据的局面，再加上连年灾荒，民不聊生。1358年正月，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被起义军攻克后，河运粮食完全中断。
    孙晓春在“精评”《元史纪事本末》中说：“当南方起义军取得一定战果之后，起义军将领也在急剧地蜕变，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等各部首领忙于划分势力范围，割据地方，根本无意北伐。更有甚者，方国珍、张土诚竟然接受元朝的官职，派军队攻打北方起义军。”这一段所谓“精评”，有许多不确切之处。与张士诚曾攻打过刘福通的红巾军、袭击围攻安丰城不同，方国珍并没有派军队攻打过“北方起义军”。只是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渡江南下相继占领了苏州、常州、湖州，攻破杭州，虎视浙东时才与方国珍发生了冲突。元廷命方国珍为江浙地省参知政事，命发兵征伐，方国珍命方国璋与方行围攻太仓，率五万水师上阵，七战七捷，直逼苏州，迫降张士诚。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但他并未乘胜扩大地盘，回师宁波后仍老老实实地守望浙东。
    至正二十一年，元廷命方国珍海运漕粮，授刘仁本为枢密院副使，连续3年，海运张士诚江淮之粮30余万石。邱树森在《中国小通史·元朝》中写道：“1358年、1359年京师大都发生了大饥荒……从1360年到1363年，张士诚和方国珍，一个出粮，一个出船，每年海运粮11万石至13万石，从而延长了元朝的反动统治”，“在政治经济上，为摇摇欲坠的元朝反动统治输血打气”。
    既然北方发生的是大饥荒，有成千上万人饿死。那么，海运漕粮，无疑有救灾性质，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人道主义的善举，是漫长的流行压迫中坚持着的一种珍贵的价值，怎么变成了“输血打气”?元朝皇帝一小伙人，吃不了几十万石粮食。我想即使灾荒，大都的皇帝和达官贵人都不会饿着。为了让一个政权早几年垮台，宁愿无数百姓饿死，赤地千里，这就是原则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现在，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大的干旱、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国际社会都要进行救灾援助，即使一个国家因爆发内战，国际社会也要千方百计对难民进行人道主义的救援，包括粮食和药品。不需要深奥的探求，不需要溯本求源，历史科学从本质上说也是人文科学，既然我们不排除主观性即“人”的介入，而我们更木应忽略历史上的千千万万灾民，对他们同样需要倾听需要尊重。
    被侮辱和被压迫者的记忆，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当元廷派伯颜帖木儿到浙江游说时，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打动了方国珍，使曾经阻断海运漕粮的方国珍慨然应允，拿出战船，还派刘仁本督运。时间的流驶，应当从简单的“阶级斗争”的亢奋里冷静，面对着挥不去的饥馑的阴影，面对着无数濒临死亡的人群，面对着北方的旷野和血泪，我当然不愿掩饰自己的观点，写下这段文字，是为着信仰的独立，为着心灵的精神，也试图对旧的方法论实施革命的扬弃，同时，也为我蒙冤的同乡正名。

　　　　　　　　悲壮的落幕

    乱世之时，风云际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方国珍起初并没有看出朱元璋是个“真人”，对他也采取了观望、戒备、等待的策略。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大军下衢州、婺州，派使者招谕。据《二十四史纲鉴》载：  “方与其下谋曰：  ‘方今元运将尽，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况与我为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次年三年，方国珍“献出”台、温、庆元三府，实际上先献出三府的地图。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花了十年时间完成的国家重点项目，其第八卷由元史专家陈得芝任主编。在这部书中，称方国珍“这个诡诈多端的两面派在地主政客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通下，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就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和官职”。这显然不是什么褒义词。
    看看朱元璋封方国珍什么官职——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当时福建在忠于元朝的地方军阀陈友定的控制下，这个任命无异于调虎离山或画饼充饥，方当然心里明白其中的险恶，要派他去攻打陈友定。他只好“诈病不赴，唯受平章印诰”。投向朱元璋靠不住，他只好又转向元朝，讨个正名，好留在故乡“保境安民”。方国珍写给朱元璋的这封信，道出了他起义以来的心路历程：“国珍生长海滨，鱿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恩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
    至正二十二年，苗军王保叛朱元璋来降，众皆庆贺。方说：“今纳叛人，是见小利而忘大信也”，命国璋拒之。方国璋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身亡的。其实方国珍倒并非真的考虑“小利”“大信”，而是怕招来麻烦，祸水东引。他同时暗中北通元将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以图共抗朱元璋自保。
    朱元璋登上王位后，先饮金杯，后加白刃的文武臣僚何止万千，明初的政坛血雨腥风，一片萧杀。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方国珍幸存，可谓是个例外。方国珍率2．4万余部与 400艘海船降明归顺后，洪武二年，任命方国珍为资善大夫、广西行省左丞相。明太祖可能是为了试一试方国珍是否想东山再起，欲擒故纵。方国珍请求留在南京，“准食禄不事官”——在人家的眼皮下，要口饭吃，朱元璋比较放心。我想朱元璋放心的，应该是方国珍起义以来，尽管曾称雄一方，但始终没有称王，不会对他的王位构成威胁。方国珍的晚景是很凄凉的，1369年，他死于南京，终年56岁，葬于南京城东20里玉山。
    作为方国珍起义的策源地，黄岩人被大批流放，这是极其悲惨的一幕。“余部和台州府县官吏200余人迁徙安徽滁州屯田”，而在逼迫下迁徙的民众达十余万人，黄岩十室九空，山野变得荒凉而萧杀。方国珍的子女亲友也在其中。方国珍们曾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英雄末路，又令人黯然神伤。不管是“反复无常”也罢，“保境安民”也罢，千里行贿、几番诈降、夜潮奔袭、舍生血战，方国珍已经用尽了他的智慧，在逆境中奋起，逆风中飞扬，追求生存和安定的希望依然微渺。方国珍降明后，迁居南京，杜门谢客，消灾避祸，惶惶然躲过了朱元璋滴血的快刀，苟活下来。但他的悲剧阴影无法抹去，这是无可逃脱的时代的悲剧。
    元末农民起义的大戏终于落幕，落幕后的世界仍是一片黑暗。
    洪武十一年，方国珍之子方行因一首小诗，被人告发，从濠州流放到云南，这位曾任“参知政事”的诗人，走上了第二次流放的道路。“人生失意无南北”，他常常独坐沉思，喟然长叹，追怀风起云涌的岁月。明正统元年(1435年)沐昂编成了流放在云南的流人诗选《沧海遗珠》，其中收入了方行的32首诗。钱益谦《列朝诗集小传》也记载有“举族累祸”的方行，但他误把方国珉之子方明谦也当作了方国珍之子。时间虽相距不远，已恍若隔世了。
    历史纵有沉浮，世事后人评说。
    我们即将跨人2000年，新的千年的太阳，将最先照亮东海边的石塘——那里正是方国珍起义军当年战船群集，帆樯林立之地。时空与方位有时有惊人的巧合。国民党退出大陆、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一江山岛战役也曾在这一带海上打响。二十一世纪，历史的响箭将再一次从弯弓般中国海岸线的中部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