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忱小传

王秉忱（1910 - 1976），字克丹。浙江黄岩人。1910年3月15日出生于黄岩。母亲杨湘波，江苏扬州人，在王秉忱八岁时去世。父亲王季梁，是我国庚款留美的第一批留学生，1909年9月由清政府选送去美国留学，直至1915年才返国，因而王秉忱六岁前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

王秉忱九岁时由父亲从黄岩老家接到南京，由继母孙珍如抚养，在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二十年代著名建筑师吕彦直先生与王秉忱的父亲是庚款留美的同学和朋友，常来家中作客。在吕彦直的影响下，王秉忱对建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秉忱从中学开始就爱好绘画和艺术，在绘画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才华。父亲的另一位朋友丰子恺先生也曾在艺术上给过王秉忱影响和指导。王秉忱的父亲王季梁当时是东南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在二十年代的南京，王季梁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理事和总干事，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担任过国内著名《科学》杂志的主编，父亲的言传身教，也给成长中的王秉忱以莫大的影响。

1930年王秉忱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中央大学物理系，曾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同班。由于实在喜欢建筑设计，王秉忱在读完了第一学期后，转入了中央大学建筑系。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授有刘福泰，刘敦桢，李祖鸿，谭垣，鲍鼎等，同班的同学有王惠英，张开济，徐中，何立蒸，孙增蕃，张玉泉等。高一班的有唐濮，张鎛，曾子泉等。在大学期间，王秉忱擅长绘画，喜欢摄影艺术，爱好体育游泳和网球。在那内忧外患的时代，王秉忱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热忱爱国。九一八事变后，王秉忱曾与中大同学一起参加过要求抗日的游行。 1932年十九路军抗日，王秉忱也曾和部分同学一起参加过义勇军，上过松沪战争的抗日前线。

1935年王秉忱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刘福泰教授的助教。据王秉忱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和朋友刘光华先生介绍（刘光华曾长期担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后在美国博尔大学任教），王秉忱当时主要是协助教授教学并负责辅导学生的各种作业。王秉忱在五年的助教工作期间和几届低班的同学的关系都相处融洽，他在绘画方面的才能也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同学，如范志恒，刘光华，龙希玉，章周芬，周卜颐，戴念慈等都和王秉忱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到重庆，王秉忱也随学校搬到重庆沙坪坝。重庆当时是抗战时的首都，全国有许多工矿企业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内迁到重庆，工业界一时急缺建筑工程的技术人才。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沙坪坝的两年时间里，王秉忱曾应申福新公司总经理李国伟和纱厂经理章剑慧（章是王秉忱当时的学生章周芬的大哥）的邀请，参加公司纱厂面粉厂和电站的设计工作。1938年，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期间，王秉忱与杭州女师毕业的未婚妻柯翼士结婚，婚后育有一女。长女王蜀音（现名金立文）是王秉忱第一次婚姻的结晶。由于婚变和战乱，父女失散多年。未能寻到自己的女儿一直是王秉忱去世前的最大的遗憾。1998年，通过在美国登报寻人，王秉忱的长子王天骏终于联系上失散五十六年的长女金立文。金立文于八十年代与家人由香港移居美国，现定居美国。

1940年，由于多种原因，加上婚姻不和，王秉忱离开了中央大学建筑系，到宝鸡加入了申福新公司。在宝鸡工作的六年时间里，王秉忱实际上参加了宝鸡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的筹建和建筑设计的全过程。王秉忱主持过宝鸡纱厂，面粉厂，和造纸厂的许多设计和施工项目；设计了申福新公司的办公大楼，职工疗养院；在工厂旁的一块高地上（当地人称为垸），还由王秉忱负责设计和施工，修建了由几十栋独立庭院式平房组成的职员住宅区。1942年，王秉忱还曾赴天水参与了天水造纸厂的筹建，主持了大部分厂房的设计。王秉忱在1943年设计的申福新公司的办公大楼虽然只是一个三层建筑，却是按现代大厦设计，主楼向纵深拓展，两翼成一字铺开，大厅前有门楼，门前有宽阔石级台阶。在当时的宝鸡这也是当地的大型建筑，至今仍还屹立在宝鸡棉纺厂的厂区里。那片起名为“长乐园”的职工住宅区里，小楼风格各异，俨然是一片欧美园林式的别墅区，其实只是王秉忱结合当地的特点，仅用砖做基础和柱，以干打垒的方法用土做墙，再加少量的木材造成，虽说经过了60年的风吹雨打，不少住宅至今还是棉纺厂的职工宿舍。或许是当时建筑材料的局限，或许是王秉忱自己的审美偏好，他在宝鸡的许多设计，山墙上部都开有园窗通风，因而被同事们戏称为“圆洞大师”。

1942年，王秉忱与柯翼士登报离婚。与同在申福新公司工作的章映芬结婚。章映芬，191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毕业，时任宝鸡申福新公司的总务主任，当时也是内迁和建厂工作中公司十分器重的高级职员。王章联姻时，总经理李国伟曾赠送给二人一份公司的股份作为贺礼，而这份礼也为日后的王秉忱埋下了“准资本家” 的身份。婚后不久，王秉忱和章映芬章曾一起参加过抗战中为开发大西北而组织的西北工业考察团，去过甘肃，宁夏和青海。王章婚后育有一女两子。

抗战胜利后，王秉忱于1946年被公司派去武汉，重建在战争中破坏的纱厂，面粉厂和发电厂。又在汉口原租界沿江大道的一座毁于战争中的大厦废墟上，为汉口的申福新总部建了一座办公大楼。这座楼可能是抗战后汉口修建的第一座办公大楼，也可能是江汉关前林立的洋行大厦中唯一的一座中国人设计的大楼。1948年王秉忱又被派去筹建和设计广州面粉厂。新中国成立时，王秉忱留在武汉。解放初年，王秉忱曾荣获过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号甲级开业建筑师执照。1950年，因汉口福新面粉厂厂长华迩英先生离汉去了巴西，公司决定王秉忱以建筑工程师的身份兼任过一年福新面粉厂的厂长。而这一历史的偶然，却给王秉忱打下了“资方代理人”的烙印。

1952年王秉忱在福新面粉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冲击，曾因受不了委屈自杀过，也因此离开了申福新公司。同年，王秉忱接受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聘任，担任建筑处设计室的副主任。50年代初期，战乱多年后的中国百废待举，王秉忱当时四十出头，正当壮年。十年建筑系的专业训练，十多年工业界的实际经验，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他的才智和报效祖国之心有了用武之地。他的家人至今还能记得，那时他办公时而在武昌洪山办事处，时而在汉口江汉路大楼，整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几乎天天都有人来请他去审核工程和视察工地。有时会同时有几个单位的人开了车来接，来人的吉普车只好在家门口排队。不久前逝世的黄康宇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1952年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八个部级办公大楼和洪山礼堂工程的设计工作除了我（黄康宇）和德庄（蔡德庄）帮助做些参考方案外，大多数是由王秉忱负责设计的”。

1954年建筑工业部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属下的设计处改组成中南设计院，成为全国的五大部属设计院之一。中南设计院负责中央和中南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工程建设的大型设计任务。王秉忱被建工部审定为国家一等二级建筑师，担当起筹建中南设计院的许多技术方面的奠基工作。他主持设计了中南设计院的办公大楼，参与了早期设计院的筹划，技术人员的招聘录用，和技术干部的培训。

中南建筑设计院正式成立后，留美归国的结构工程专家王度任总工程师，王秉忱被任命为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未设总建筑师）。 应该说，从1952-1966年的14年时间中，尤其是在1965 - 1966年之前的十多年里，王秉忱领导主持和参与了中南院承接的大部分建筑设计项目，其中包括有：东湖疗养院，武昌洪山大礼堂，新华路体育场，武汉体育馆，武汉重型机器厂，武汉锅炉厂，武汉电视台，郑州体育馆等。他亲自负责设计的有：中南设计院主办公楼，东湖疗养院，武昌火车站，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武汉剧院，武汉电视台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王秉忱曾陪同冶金部苏联专家组的组长，到武昌青山为武汉钢铁公司选址；武汉市苏联展览馆由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康宇主持，王秉忱应邀为苏联展览馆作了总体规划，并设计了与展馆配套的建筑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标志性建筑的武汉长江大桥，桥梁工程方面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而大桥的桥头堡设计和上层扶栏图案的审定都是在王秉忱的主持下完成的，桥头堡优美庄重，和雄伟的桥身浑然一体，那民族风格的屋顶给一个单调的钢梁结构带来了传统文化和美的结合。“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应该说，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武汉长江大桥和首都“十大建筑”一样，曾是几代中国人的骄傲，它那桥头堡的风貌在随后的许多年里，曾影响过全国各地众多工程的建筑风格。

1958年，武汉市在决定建一座高标准的歌舞剧院时，曾请了三位武汉地区知名建筑师作了三个设计方案，王秉忱的设计古典优雅，范志恒的设计有现代派的风格，殷海云的方案具大众化的特点，经评定审核后，大家一致推荐了王秉忱的方案，而今天依然坐落在解放大道的武汉剧院就是按照王秉忱的这个方案建成的。当年曾参加了评选工作的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张良皋教授回忆说，大家当时对王秉忱方案的总体构思印象深刻，对王秉忱在三维立面和比例上的处理也十分欣赏。80年代，何浣芬任武汉市副市长并兼全国人大常委。有记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何浣芬时，称何浣芬设计了武汉剧院。很可能是何浣芬本人在审稿时，特地在“设计武汉剧院”一句之前，加了一句“在副总建筑师王秉忱主持领导下”的话。

1958年王秉忱参加过武汉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规划设计并负责绘制过武昌水果湖洪山广场及周边成星型辐射的街区规划蓝图，当时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水果湖洪山广场面积是否太大 ？中南路的路面是否过宽 ？今天，这些争论的答案早已不言而喻，只是那些徜徉在中南路或洪山广场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令人心旷神逸的街区竟是规划在半个世纪之前。王秉忱在五十年代的武汉市的市政规划也曾发挥过不少作用。 50年代里，武汉市的一次办公会上讨论为一元路江边新建成的公园命名，很多人说，既然沿江，就叫江滨公园吧，王秉忱听了，说“江滨”显得太单调了，要不就叫“滨江公园“ 吧。他这一建议大家都说好，也容易上口，从此，滨江公园这四个字走进了江城的历史，伴随着武汉人民的文化生活直到今天。

1957年第二届全国建筑学会在北京召开，周荣鑫任理事长，梁思成和杨廷宝等为副理事长，王秉忱当选为理事。也是湖北省仅有的二位全国建筑学会理事之一。在这同一时期，王秉忱加入了九三学社。又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1961年第三届全国建筑学会在湛江召开，杨春茂任理事长，梁思成和杨廷宝等为副理事长，王秉忱又当选为全国建筑学会理事。

1958年北京筹建建国十年大庆，王秉忱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还为公安部准备在天安门广场旁建的政法大楼作了一个二十五层的设计方案，以后因种种原因，政法大楼未建。 1959年建工部成立了建筑科学研究院，王秉忱奉调到研究院任研究员，调令也已经发出，中南设计院又出面把王秉忱从部里要了回来。

1960年前后，武汉市决定重建黄鹤楼，王秉忱设计并亲手绘制了黄鹤楼的设计图纸。其后，王秉忱作的方案被选定，重建黄鹤楼工程也在筹备开工之中。不料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十多年的政治动乱，黄鹤楼工程中途下马，设计图纸锁进了档案室。八十年代黄鹤楼重建时，中南设计院的新的设计方案在全国众多的竞争方案中脱颖而出，黄鹤楼于1984年重建。尽管中南设计院从未将这一次设计方案与王秉忱在六十年代的设计方案相联系过，但凡是看过王秉忱当年的设计方案的人都不难看出两份设计图纸风格和形式上的一致。

也是在1960年前后，他负责在武汉解放大道沿街建造了一批高层住宅大楼，由于武汉地区夏季天气炎热，从而给高层住宅大楼的设计带来了不少新的课题，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南院项目设计组，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和实施的办法。《建筑学报》创刊后，他应邀在1962年的《建筑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住宅设计探讨的学术论文。他的这篇论文从实践和理论二方面总结了在我国闷热地区设计住宅的经验和教训，是当时全国不多见的建筑科学研究文章。

六十年代初期，武汉市城市建筑工程专科学校（武汉城建学院前身）在武昌马房山成立。王秉忱受聘兼职教授过多年的建筑学。

我国著名冶金学家柯俊（原北京科技大学校长）是王秉忱的表弟。最近在回忆王秉忱的时候说，五十年代里，他因出差而经常在京广线上往返时发现，火车一进入河南经武汉到广东，两旁的新建筑的风格明显就和全国其他地区的风格不一样；例如北京地区当时的许多新建筑，由于强调民族特色，窗子小，屋顶厚实，虽显得雄伟，有时也会给人过于庄重的感觉， 而中南地区的建筑既有民族特色又显得线条简洁开朗，构思明快大方，沿途的建筑群，虽千姿百态，却明显反映出同一种别具匠心的风格；联想到当时中南建筑设计院在中南地区的影响，再联想到当时王秉忱在中南设计院的影响，柯俊先生感慨地指出，说一句王秉忱的建筑风格和他的设计思想曾在五十年代影响过中南地区，实在并不过分。

由于王秉忱是中央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又在中大建筑系从事了多年教学工作，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全国的建筑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当时全国五大建筑设计院的总工和资深建筑师不少是他的同学，校友和朋友。北京设计院有张开济，张博，戴念慈；西南设计院有唐璞；东北设计院有章周芬。五十年代里，天津大学的建筑系主任徐中是他中大的同班同学。南京工学院的刘光华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周卜颐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和校友。南京工学院的建筑系系主任刘登桢先生也和他常通信来往，切磋建筑上的学术问题。80年代，周卜颐由清华大学到武汉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筹建工作，王秉忱的夫人章映芬将王秉忱遗留的所有有关建筑的书籍和杂志都通过周卜颐捐给了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一位建筑系的学生还在其中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封六十年代刘登桢写给王秉忱讨论建筑问题的信。

王秉忱兴趣广泛，经验丰富，知识面极广，动手能力也很强，能修表，修钟，修汽车，能作木工，还能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常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和“万能博士”，而照相和摄影艺术更是他终身的爱好。王秉忱为人厚道，对人诚恳，淡泊名利，热心培养建筑行业中的年轻人。在武汉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校友中，他既是许多校友的老师，又是大部分年轻校友的学长，他和在武汉建筑界的许多朋友都保持有多年的友谊，如张良高，黄康宇，蔡德庄等。曾在香港很有成就的著名建筑师范志恒先生是他在中大的学生和校友。五十年代初，见中南院在香港招聘高级建筑师，有心回来报效祖国，找王秉忱商量后回国，也在中南建筑设计院工作。遗憾的是范志恒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在下放农场劳动期间，突发急病去世。王秉忱常为范志恒之死感到内疚。

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任教的张良皋教授至今仍记得，他在40年代中央大学毕业后初来武汉及50年代在武汉工作时，王秉忱都对他有许多帮助和业务上的热心指导。50年代中期，他亲自参与了从广东香港等地招聘建筑设计人员的工作。并把其中许多人培养成业务骨干。何浣芬女士五十年代中山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中南设计院，很受王秉忱赏识，当时她虽出道不久，但王秉忱仍在武汉剧院的工程中，将很多设计工作都交给她作，使她的业务水平提高的很快。 60年代初期，院里分配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王秉忱对他们中间不少人的业务能力赞口不绝，处处给他们创造锻炼的机会，使他们能更快的成长。

由于王秉忱是“九三学社”的成员，又是省政协委员，王秉忱是当时设计院为数不多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1964-1965年间，王秉忱被政协和统战部门选派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回武汉后曾参加过第二汽车厂的选址工作。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四清运动”在中南院的展开，随着阶级斗争之风愈演愈烈，这时的王秉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在建筑设计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已越来越难做了。 1966年三月，第四次全国建筑学会在延安召开，王秉忱失去了参会的资格，也不再是建筑学会理事。这使王秉忱颇感意外，毕竟他在建筑界的大部分朋友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当然和中南设计院当时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和工作组对王秉忱内定的政治结论有关。这件事让王秉忱耿耿于怀。

1966年6月，中南设计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首当其冲，是设计院第一批“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通过一系列的批斗，王秉忱被停职和在院内监督劳动，家也被抄了一次又一次。有一次，王秉忱因高血压在汉口家中休养，院中开来一卡车设计院的造反派，进门没说上三句话，就是一个耳光，随即拖上大卡车，挂上打了叉的牌子，在一路的革命口号声中，从汉口“架飞机”押回武昌。1969年，受武汉煤炭设计院一位高级工程师的所谓“反共小集团”的牵连，王秉忱在院内被单独隔离审讯达半年之久，受过拷打和24小时不停的疲劳逼供审讯，后虽因案子纯属虚有，而不了了之。 1969年，军宣队的负责人找王秉忱谈话，王秉忱以为自己的事情终于有人管了，怀着多年的委屈之心，曾当面问这一位负责人，“我倒底有什么罪？”，结果，军宣队负责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指王秉忱“顽抗反扑”。不久，设计院革委会就以“态度不好”和“对抗运动”为由，将王秉忱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院内监督劳动改造。

1972年的一天，王秉忱正拿着工具在办公大楼前扫地，恰逢院革命委员会和军宣队负责人正在迎接当时由国务院派出的以我国著名建筑泰斗杨廷宝先生为首的一个建筑视察组。尽管王秉忱被立即喝令站到了角落里，杨廷宝却已经看见了王秉忱。突然间，杨廷宝离开了围着他的那群人，径直走到王秉忱的身边。这一举动令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 而杨廷宝握住王秉忱的手，嘘寒问暖，全然不顾中南院在场的头面人物们的尴尬难堪。虽然只是几句问候，却使王秉忱激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1973年，王秉忱被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降级为“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回到设计室工作。多年未能工作的王秉忱此时并未消沉，为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的愿望，使他立刻把自己投入到室里的设计任务之中，尽管这时他拿笔的手开始会因病而抖动，他还是悉心尽力的完成了他的一份葛洲坝水电站厂房的设计方案。事实上，此时的王秉忱因多年的高血压病得不到治疗，早已是以严重冠心病之躯带病劳动和工作。就在刚刚重新工作不到半年的一天，他突然昏倒在一次全院的职工大会的会场里。经过在院内简单的抢救后，王秉忱被送回他在汉口的家中，而直到此时，人们才发现王秉忱全家在汉口的家只有一间10 平方米的小房。他全家的住房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冲击掉，从1966年以来，他就是睡在一条没有窗户的公共厕所旁。

在随后的二年中，王秉忱养病在家。他睡的那间房实际上是由三夹板和塑料布隔出的走道的一角。他的冠心病逐渐加深到了每天都离不了硝酸甘油的地步。白天，王秉忱总会撑着拐杖，走去他曾为之冠名的滨江公园，坐在沿江的石凳上眺望那滚滚东去的长江；晚上，每当四邻的喧嚣使他长夜难寐的时候，他常会坐在楼梯间下的那张小桌子旁，整理那些扫“四旧”后还残留下的历年建筑工地的照片。只有那张挂在桌上当年他为设计黄鹤楼所画的黄鹤楼全景透视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黑洞洞的过道里住着一位在建筑工地上奔波了四十年的老建筑师。

在1974年到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段日子里，王秉忱也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一样，感觉到国家和人民新的希望，有几件事还使他脸上挂起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一次是他的一位三十多年前的同事，赵中和先生，从西安来看他。抗战期间，十几岁的赵中和从河南农村逃难到宝鸡，王秉忱把他招进工厂，并把他从一个工地的学徒培养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施工员。解放后，赵中和入了党，从一个施工员被提拔为西北一个大型建筑公司的主任。这一次，他带着他的女儿，千里迢迢来中南设计院找王秉忱，却被中南设计院的门房值班人员认为是“阶级斗争动向”，几个人围住盘问他，并扬言要把他带走。等到他被带到了干部科，赵中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是国家16级干部，共产党员，王秉忱是我三十年前的老师，只要他不是敌我矛盾，我来看他有什么不行 ？”，干部科的人无话可说，只好给了王秉忱家中的地址。又一次，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黄康宇陪着在云南军区后勤部工作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老同学何立蒸来拜访王秉忱，老友们相见的欢声笑语立刻引来了不少“警惕”的眼睛，而何立桢的那一身正规部队的军装却使王秉忱的四邻百思不解，这家“牛鬼蛇神”怎么还有部队的“老首长”来看望 ？

转眼间，1976年到了，文化革命也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这一年的冬天不算冷，人们都已开始在谈论早春的到来，而王秉忱和他的家人真心期望的只是那久盼未至的人间春色。王秉忱和他的家人都深信，那次杨廷宝先生的问候和许多老朋友的看望是春天就要来临的信息。但是，王秉忱已经等不到这即将来临的春天了，1976年春节的前夜，王秉忱在家心脏病突发，正月初二，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66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2002年中南建筑设计院建院50周年，中南设计院出了二本共几百页的院史纪念册，没有一句提到王秉忱。

1959年王秉忱设计的黄鹤楼方案

宝鸡申新的王秉忱

《宝鸡申新纺织厂史》摘录 

父亲是1976年2月1号在武汉去世的。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父亲身后的寂寞，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饱暖”的含义。一个为新中国干了二十几年的建筑师死了，被拒称为“同志”，设计院拒派汽车把父亲的遗体从医院送到殡仪馆。记得当年，想起父亲一生对国家的那种真诚努力和当时中南设计院对于父亲之死的冷漠，我曾在心里嘲笑过自己从小“爱祖国，爱人民”的那份天真和真诚。

1976年８月，我和母亲在上海见到了因北京地震暂住上海的李国伟。当时的李国伟已经中过风，说话已有语言障碍。他由家人用轮椅推出，见到我母亲，喊了一声‘映妹’，一开口，第一句话就口塞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算把一句话说完：“王工程师…为公司…做过很多事情”。 当时我为李国伟的这句话震惊。父亲为李国伟的公司究竟做过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即使做过，那也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更何况，李国伟的产业早就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文化革命历次运动中，烟消云散。“王工程师为公司做的事”，对于文化革命中身为牛鬼蛇神的资本家李国伟，已经毫无意义。那么，为什么，这是李国伟见到我母亲要说的第一句话呢？ 这说明李国伟的心里，对他过去的事业，他看到的不是物质的得失，而是那永恒的人性和感情。

1939年王秉忱结束了在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助教生涯，来宝鸡申福新公司担任建筑师。那年他是28岁。《宝鸡申新纺织厂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申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年龄结构是适应战时工业环境的。他们有着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有承担艰苦的任务与坚持不懈地工作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工厂正是有赖于他们，才在困难的环境里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也是对王秉忱在宝鸡八年工作的写照。

由于李国伟的那句话，我倒是一直好奇：王秉忱究竟为申福新公司做过什么事情？ 这一本《宝鸡申新纺织厂史》一书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了王秉忱。也记叙了王秉忱参加过的许多工程。 下面我按时间的先后，摘录书中有关王秉忱的的几个章节。（标题和编号由我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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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兴建申福新办公楼

1940年7月，瞿冠英准备兴建工厂大门，并在大门内东边建造东办公厅。工程师王秉忱绘制好“申新大门及办公厅配制图”。这时已至雨季，承包工程的建成营造公司人力不足，顾此失彼，正在进行的工程已迟缓至极，所以这个新项目已是无能为力了。

1941年9月，王秉忱又绘制了“总办公厅及礼堂图样”。1942年1月，总办公厅破土动工，按王秉忱重新设计的图样施工。

总办公厅工程由汉口迁陕的楚新建筑公司承包建筑，是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两层楼房，东西长123英尺，宽42.8英尺，楼高31英尺。楼顶为双落水单瓦屋面，以女儿墙掩护。办公楼通体清水砖墙，水泥嵌缝，入口处用磨砖圆角，建筑精致。楼的正门上方刻着“福新申新大楼”几个字。进入大楼至门厅，东西穿堂两边分别为厂长室、会客室、文书室、会计课；西边为总务课、接引室等。上楼，东边是经理室、会客室、秘书室及文卷室；两头还有客房及餐室。楼上正中是一个大厅，是准备举行宴会的地方，装着16英尺高的长玻璃窗，使大厅显得格外宽敞明亮。凭窗望远，但见终南耸翠，鸡峰入云，犹如绝佳的天然图画。不过这时正当国难当头、哀鸿遍野的时候，李国伟极少在这里宴享宾客。1943年春，办公楼竣工。耗资34万元。办公楼建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增饰崇丽”四字额书。楼上入口处悬挂黑底红字匾额，上书“福新申新大楼”六字，为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所题。办公楼东西备有21个房间。4月14日，各主要办公室迁入大楼办公。

1942年12月，申新修筑了厂外马路，铺平了厂门前的站台。这时，与申福新大楼在同一中轴线上的工厂大门——正门，也修建起来了，大门两侧的砖墙上—边刻着：福新面粉厂；另—边刻着：申新纺织厂。

到1942年，申新的主要生产用建筑已有了轮廓，但基本建设工程仍然在不停地进行。锯齿形的纺纱第—工场厂房不断添建和扩大，直至1945年才最后完成。在以后几年中，非生产性建筑，特别是职工宿舍、眷属住宅等，随着生产的恢复和职工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占较大的比重。从1939年至1945年，建造职工眷属住宅1 6万平方英尺。其它建筑还有仓库、饭厅、厨房、医院、学校、汽车库、大车房、马厩及草料库等。

从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申新共完成各种建筑物面积为64万平方英尺，耗资970多万元。

（二）设立福五天水面粉厂

1941年10月，李国伟考察了甘肃省的经济。在兰州，他会见了甘肃省政府主席，那位省主席要求申新在甘肃设厂。李国伟见甘肃省交通、物资、人力三者无一不缺，觉得靠私人力量在那里无法办工业。尽管这样，他还是答应试办一面粉厂。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后方的破坏。宝鸡常受空袭威胁，政府密令申新疏散。在这种隋况下李国伟决定在天水兴建面粉厂，选择了天水城东五里铺枣园庄为厂址。1942年1月开始购地，共购买土地63亩。

1942年3月，李国伟派龚一鸥赴天水成立办事处。建筑工程师王秉忱一同前往，对厂基地形作了初步考察。7月，王秉忱再次赴天水，开始着手建厂。首先建造的是麦栈房和粉栈房，均为土坯墙、木柱、竹箔顶单瓦平房，两座各14间，分别于9月至11月完工，另建脚麦间7间。1943年2月，制粉车间建成，是一幢砖墙木顶单瓦的三层楼房，共18间，同时建成了电机间。另外，修建职员住宅48间、经理住屋9间和工人住宅7间，都是单瓦平房。1945

年6月，又建造了6间工人宿舍。1947年1月，建造了有12间大的办公室和两层楼房的办事处。办事处楼建成时正当营业萧条的时候。天水面粉厂建厂事也至此结束。

（三）   申新职员住宅区“长乐园”

申新职员住宅区在山上，起名为“长乐园”。职员住宅的建筑格局分两类：一种是供高级和中级职员居住的单独住宅，一类是供普通职员居住的。集合住宅?。两类住宅的建筑规格也不相同，都分为甲乙丙三种。普通职员居住的集合住宅一般为这样的格局：一排平房住4家，每家进门处有一点较宽的台阶，亦称之为。阳台”；进门为一间客室，后为两间卧室，还有一间女仆室；小院后有厨房、储藏室备一；全部面积为50平方米。集合住宅房屋的建筑，初为单瓦屋面、士坯墙粉灰泥，踏步和地面均铺以青砖。

至1947年时，在职员眷属住宅居住的职员有130户。长乐园职员眷属住宅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字排列。经理住“忠”字第一号。厂长住乙种住宅。乙种住宅的房屋面积约为80平方米。工场或课主任等中级职员住丙种住宅。丙种住宅的房屋面积约50平方米或68平方米不等。房屋也为单瓦屋面、青砖墙脚、土坯墙，麦草泥涂墙后粉光。丙种住宅有客厅、餐室、浴室及3处卧室、1间仆室。申新建筑工程师王秉忱自己的住宅就是如此。

长乐园建筑标准最高的是“忠”字5号甲种住宅一幢。那是为荣德生乐农建造的。1943年2月由工程师王秉忱设计，于同年8月3日落成。这一天是夏历七月初四，是荣德生69岁生日。“忠”字5号仍称之为“乐农别墅”。乐农别墅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清水砖墙，青瓦屋面，砖柱，松木楼板，苇箔平顶，仅雨篷使用水泥。建筑材料平常，但家居所需设施却十分齐备：从一楼入，左为衣帽室，右为浴室；穿堂两边分别为客室、起居室、书房、日光室、备餐室、餐室、厨房，另有储藏室等。楼上有6间卧室、1间起坐室，有浴室二。长乐园“乐农别墅”取名于荣德生旧居。若与无锡梅园“乐农别墅”和汉口福新路申四福五厂内的。乐农别墅”相比，似并无逊色。可惜，这幢舒适的小楼自建成后一直空着，乐农先生从未到宝鸡来过。

（四）   厂内道路花坛和六角亭

申新从1941年夏天开始，在厂内外各建筑物周围及职员家属住宅区建造花坛，种埴草皮，栽植观赏花木，在职员住宅区布置花坛14个，栽花万株；在童工宿舍和女工宿舍及工人住宅区栽植草花，以后年年月月都有农林股工人不断栽培、修整。申新全厂，道路旁有行道树、建筑物周围有草坪和花坛，到处如花园，四时有花看了。布置和保护最好的地方是职员们居住的长乐园。经理、厂长的住宅都派有专门花匠。李国伟住宅的花坛是由王秉忱设计布置的，园中以牡丹为主。1943年4月28日，李国伟邀请流落宝鸡的文人名士10数人“雅集”长乐园，观赏牡丹。1944年4月20日，李国伟又在他的公馆举行。牡丹嘉会”，文牍以上职员被邀观赏。他的牡丹园里有10数本名贵的黑牡丹，购自洛阳。申新各地的外庄及联厂给农林股的园艺师搜求花木珍品以便利条件。从天水采购到水仙及荷包牡丹，从成都购到了玉兰……    ．

1945年春，由王秉忱设计，在李国伟的宅后建起一座六角亭，周围分别栽植桂花、紫荆、海棠、玉兰和红、绿梅花。李国伟命农林股在厂内广种花木，美化环境，使厂区数百亩茅草丛生的土地换上新装，即使工人居住区也有寻常花草点缀其间。这虽然未必能减轻工人多少疲劳，但总是有益的。李国伟无意在西北久居，他志在长江下游。后来，李国伟、和他的许多南方同人陆续离开宝鸡。农林股的工人也是你来他走，几乎所留无几了。只有他们苦心经营、栽植在这片土地上的树木花草依然枝繁叶茂，年年如故。需要的只是新的主人去保护、浇灌，永葆这座工厂成为“花园工厂”。

（五）申福新医院

1944年，申新开始建造申福新医院，也称疗养院。1945年4月，申福新医院建成使用，使申新医疗保健工作的条件改善了。

新建的医院是一座中式庭院建筑，面积为1360平方米，是一个较大的四合院，进门有探视室，左边是9间职员病房，右边为女工病房及隔离室，另有挂号、配药和待诊室、手术室、外科治疗室、休息室等。院内向阳的一边是男工病室，病室门前有较宽的台阶，边沿是砖砌的花墙形同栏干，病人凭栏晒太阳。按设计者王秉忱工程师的设想，这是男工和女工的日光治疗台。